康熙六十一年的冬天特别冷，紫禁城里的炭火烧得再旺，也暖不了雍正皇帝的心。他刚坐上龙椅，山西巡抚弹劾地方官私收火耗的奏折就堆满了案头。这些折子里写的“火耗”，原本是老百姓交税时的零碎银子熔成官银的损耗，可到了地方官手里，愣是变成了捞钱的工具。比如烧融百两官银，消耗的碎银实际只是五两，地方官却报二十两，多出的十五两就被私分。更有甚者将熔好的官银回炉重铸，每熔一次又能多刮一层银屑。河南有个县更离谱，收一两税银竟敢加收八钱火耗，这哪是收税，简直是明抢。其实高额加收火耗这事早在明朝就发生过，为此清官海瑞还专门抨击过这些厚颜无耻的贪官。
海瑞
但要说清朝的加收火耗为何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这事儿还得从八旗入关那会儿说起。
1644年，也就是顺治皇帝刚打进北京城的时候，天下并不太平。
陕西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四川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江南有南明诸帝，山东以及河南还有山西乃至京畿脚下的河北都有不少拥众数万的割据势力。频繁的作战，导致朝廷军费严重紧缺，就把地方收上来的财政大头提到了国库。如此一来，地方官手里的钱就不sf.f6o3.cn足以应付日常运转了。于是，朝廷便沿用了明朝的老办法，允许地方官收点“火耗”来贴补办公费用。有的地方官心肠不错，就算加火耗也加不多，但是多数地方官还是不讲良心的，便尽可能的将征收额扩大。没办法，当时天下未定，朝廷还自顾不暇，对这件事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到了康熙年间天下太平，这个问题影响了百姓民生，就成了要紧事了。
展开剩余75%有个叫刘子章的御史去山西查账，发现全省正儿八经的税收是三百万两，可火耗就敢收一百五十万两。康熙朝《户科题本》里藏着更触目惊心的案例：汾州知府王某某私设“熔银捐”，要求每户交税时另捐五十文“炉火钱”，这笔钱不入官账，直接给银匠和衙役分肥。康熙皇帝不是不知道这些猫腻，可他的任期a5.f6o3.cn不是打仗就是九子夺嫡，实在是没有这个精力搞这事，况且他还说过“永不加赋”，死活不肯把火耗合法化，结果地方官乱收火耗这事就一直拖了下来。
朝廷监管不严，甚至默认的态度客观上纵容了各级官员。他们无不变着法儿捞钱——知县靠火耗养家糊口，巡抚总督就等着过节收礼。河南巡抚田文镜回忆说他上任路上亲眼看见衙役欺负老百姓：农民捧着碎银子来交税，差役拿着小秤挑三拣四，稍不满意cx.f6o3.cn就把银子往地上一摔，让人拿回去重熔。这些碎银每熔一次，衙役就能多刮一层油水。《抚豫宣化录》记载更黑暗的操作：开封府某银匠与户房书吏勾结，在银炉地下埋陶罐承接滴落的银液。每熔千两官银，能偷接十余两“无主银”，这些银子最后都进了官员腰包。转机出现在雍正元年正月。
山西巡抚诺岷顶着大雪递了道折子，说要让全省的火耗归公。这个满族官员算得清楚：山西每年收的火耗约莫四十四万两，除去真正熔银的损耗和办公开销，剩下三十万两可以当“养廉银”发给官员。雍正皇帝在养心殿盯着“尽数提解司库”几个字看了半天，朱笔重重画了个圈。正月十二的圣旨说得明白：“与其让下面拿火耗孝敬上司，不如让上司发火耗养下面。”这话算是捅破了官场潜规则的窗户纸。史料记载，诺岷的奏折附有详尽的《山西火耗归公章程》：规定各州县设置官银局，熔银过程由省府派员监督；火耗银两每月解送省库，州县留存部分需开具三联票证，一联存底，一联报省，一联公示。这种设计让贪腐难度大增。
改革先从山西试点，第二年就推向了全国。
朝廷定了规矩：每收一两正税，最多加收一钱火耗，相当于10%的附加税。看着比原来地方官乱收的15%到50%少多了，可执行起来还是麻烦不断。田文镜在河南就遇上难题：好些州县历年欠税太多，要是严格按新规来，官府连熔银子的本钱都凑不齐。他在密折里跟雍正吐苦水：“旧账不清理，新法推不动。”皇帝倒是通情达理，特批河k0.f6o3.cn南暂时先按12%收，给缺钱的河南缓缓劲。这种灵活处理，让改革没变成死板的条条框框。而基层扎实的工作，也加快了火耗归公的推进。如郑州知州周某奉命清理积欠，发现全县历年逃税农户达三千户。他带衙役逐村核对田亩，给无地农户销除丁银，给地主补登隐田，两年间追回欠税五万两。
养廉银制度是火耗归公的关键配套。看户部的档案就知道，这钱发得真不少：总督年薪才180两，养廉银能拿一两万；知县年薪45两，养廉银能有六百到两千两。云南巡抚鄂尔泰的账本很有代表性：八千两养廉银里，三千两雇师爷，两千两应酬往来，剩下lq.f6o3.cn三千两才是家用。直隶总督李卫说得更直白：“以前收礼整天提心吊胆，现在领养廉银，半夜敲门心不慌。”这招算是把灰色收入摆上了明面。当然了，为了防止有的官员携款潜逃，养廉银发放也制定了严格章程：陕西《藩司条例》规定，官员到任先领三成养廉银作为安家费，余款分四季支取。若任内出现亏空，从未发款项中抵扣。乾隆初年甘肃巡抚黄某因贪污被查，未领的两千两养廉银全数充公。
到了雍正五年，改革效果开始显现。
全国火耗归公收了287万两，发了272万两养廉银，还结余15万两交户部。但各地情况大不相同：江苏、浙江这些富庶省份能有余钱，甘肃、贵州穷地方还得靠朝廷补贴。老百姓的负担确实轻了不少。地方官的风气也变了，以前见面就问能捞多少油水，现在争着汇报收了多少正税，很像私塾先生从计较束脩变成比拼学生考取功名。
不过触动利益的事儿总有人跳脚。
浙江余杭知县被抓到私收火耗，在牢里抱怨：“不收火耗，连给上司送礼的钱都没着落。”更麻烦的是基层衙役闹事，有个县的户房书吏集体撂挑子，放话说：“断了爷们的财路，看谁帮你们收税。”雍正的处4w.eohfu.cn理软硬兼施：贪官抓了四十多个，普通衙役允许从火耗里拿点“公费银”当补贴。直隶有的差役每月能领二两银子，不但比种地强多了，还不用像以前那样担心被秋后算账。
政策想要长久，还得跟着形势变。乾隆皇帝虽然喊着“永不加赋”，但还是调整了火耗标准：山西因为银价涨了，允许收到15%；云南主要用铜钱，降到5%。咸丰年间有个户部侍郎算过总账：从雍正到道光这一百多年，火耗归公给国库多挣了两亿两银子，连贪官被抓的数量都少了六成。不过火耗归公归根到底还是对封建制度的修修补补，这套灵活的办法撑到了嘉庆年间就扛不下去了，再到后来打仗加收各种杂税，火耗又悄悄涨了回去。道光年间的账本显示，有些地方火耗又回到了改革前的20%，贪腐的洪水再次席卷而来，直到帝国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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